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，数千年来朝代更迭，始终围绕着一个矛盾点——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问题。

从建国初期的土改到人民公社，从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再到今天的“乡村振兴”战略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每一次变革几乎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“倒逼”。

打土豪、分田地，中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旧制度。人民公社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，又何尝不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规模化、集约化的雏形。

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当时步子太大、急于求成的纠偏，那么，今天在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，以产业龙头公司为主导，运用现代科技实现大规模农场化，同样也是对延续千年的“小农经济”的再次改造。

反观世界潮流，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或拥有权入股产业龙头公司，成为企业主人或产业工人，现代化农业机械的运用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，又可以为城镇化提供充沛的劳动力来源。

综上所述，当中国农村大量的土地可以入市交易，那么拥堵在城市的虚增资本泡沫，完全可以被我国广袤的农业用地所稀释，农民手中有了钱，也正是引流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基本前提。可以说，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就是土地的权益归属和怎么使用的问题。

千头万绪需要提纲挈领。一个地区之所以发展不起来，核心是缺乏规模化产业支撑，有了规模化产业，当地就业、财政、税收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

当然，产业化的实现，通过当地现有资源自行整合、自我发展是远远不够的。人才、技术、资金、管理等等这些产业要素只能靠产业龙头公司来输入，要让产业公司扎根乡村，各级政府层面都必须审时度势。

以陕南为例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生态理念，合理利用优质水资源、发展中草药等符合当地气候的特色种植，正是把“小木耳做成大产业”的生动再现。

实践证明，规模化产业的形成，是保持市场供应稳定、防止价格波动的压舱石。以泰国养殖业为例，由于正大集团在泰国农业产业领域形成规模，肉蛋类产品价格几十年保持稳定。反观国内，由于规模化产业比重低，散户养殖种植跟风效应非常突出。当猪肉价格上涨，大家都去养猪，结果等生猪要出栏市场又饱和了，价格下跌后众多养殖户就成了市场的“韭菜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猪肉价格3年一个周期几乎成了铁律。用正大集团谢国民董事长的观点来说，在中国要想在养猪上挣钱，必须坚持5年，然而很多散户都是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的，这就是规模化与散户在市博弈中的现实写照。

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曾是深植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信念。几十年来，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空前巨大，尤其是在乡村公路硬化方面，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、村村通。如今，路的问题解决了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就是农副产品的储运问题。

近年来，围绕农产品卖不出去、卖不上价格的讨论越来越多，根本原因就是仓储物流配套跟不上。就一般合作社而言，投资仓储物流这种见效慢、投资大的固定资产不仅实力不允许，甚至会成为压垮成长中的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此，政府及龙头企业，应放眼全局，化零为整，利用集中资源办大事——通过资源共享、仓储物流共享，集中规划能够满足当地农产品需求的仓储物流体系。

例如，陕西作为水果大省，每年因滞销损耗的果品数量巨大，丰产了农民挣不上钱，减产了更是雪上加霜，就迫切需要完善冷链运输设施。

当然，急于求成、盲目跟风都是产业发展的大忌，做产业要沉得下心来、耐得住寂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打好基础，做好实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引进什么样的产业才能推动当地的发展，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，并非有了资金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国家每年在农业领域的资金支持，不可谓不多，然而，各级政府在真正用于当地产业的集中扶持上时，往往因兼顾各方利益，形成了撒胡椒面式的分散支持，一块蛋糕你分一点、他分一点，谁也吃不饱。

因此，完善乡村基础设施，应该做到：引进企业能做到的事，让企业来做；需要集中有效资源来做的是，由政府来做。只有双方形成合力、互为补充，规模化的产业优势才有可能尽快得到巩固和发展。